对话人物
汤计
1996年，内蒙古18岁的呼格吉勒图被法院认定奸杀一女子，被执行死刑（“4·09案”，又称呼格案）。9年后，身负多起命案的赵志红落网，自称他才是呼格案的凶手。由此，呼格吉勒图的父母开始了漫漫9年申诉路。
新京报记者曾问呼格吉勒图的父母，为儿申诉这9年来，最担心什么事情？老两口回答：“担心汤计被调走”。
汤计，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记者，如今已年近六旬，呼格吉勒图案最早的报道者。9年来，他为呼格案发了5篇内参，一直呼吁再审呼格吉勒图案，不仅将呼格案由幕后推向前台，而且一再推动此案进程。
■ 对话动机
过去的9年，汤计就像一个刚入行的新记者一样：“不懂”人情世故、“不顾”官场规则，执着地“挑战”公检法系统。
11月20日上午，内蒙古高法向呼格吉勒图父母送达立案再审通知书，备受关注的呼格案进入再审程序。
他原本以为自己会哈哈大笑，没想到真到此刻，竟是一场大哭。
11月29日，汤计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，讲述5篇内参助推呼格案再审背后的秘辛。
□新京报记者
谷岳飞 呼和浩特报道
“有时候书生还是单纯”
发第一份内参后，汤计一年多没再介入案件。他想，政法委结论一出，公检法一开会，走法律程序，案子就翻了
新京报：最初怎么关注这个案子的？
汤计：2005年冬，李三仁夫妇（呼格吉勒图父母）最先找到呼市一个有名律师，被告知这个案子他办不了，得找新华社的汤计。我1989年从山西分社调到内蒙古分社，主要跑政法。
这老两口老实巴交的，说儿子被枪毙了，现在又找到了“凶手”。新闻人都有一个特点，同情弱者。
新京报：听闻此案，你第一反应是什么？
汤计：我当时想，到底有没有这个事？我打电话给呼市公安的朋友，他们证实确实抓获一个系列命案的嫌疑人。然后我问，这其中有没有毛纺厂的命案？人家说有，（赵志红）都交代了。再想深问，对方就不说了。
新京报：那你接下来怎么办？
汤计：我安排了一个年轻记者，到案发地毛纺厂调查外围，我去赵志红专案组跟他们聊天。都是多年的朋友，其实我们的警察都很有正义感，大家都认为这是“冤案”。
而且当时内蒙古公安厅已成立了专案组，专门复核呼格吉勒图案。但当时呼市公安局主要领导不愿再翻这起陈年旧案，复查难度很大。
于是，2005年11月23日，我根据采访内容写了第一份内参，题为《内蒙古一死刑犯父母呼吁警方尽快澄清十年前冤案》。
新京报：这篇内参反响如何？
汤计：很快，这篇报道引起了中央有关领导的关注，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也于2006年3月初，成立了“呼格吉勒图流氓杀人案”复查组。
当年8月，复查有了结论，自治区政法委一位领导对我说，调查结论是：“当年判处呼格吉勒图死刑的证据明显不足，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冤案。但政法委不能改判，得走法律程序。我们要求自治区高级法院复查，向最高人民法院汇报，两家成立复查组，然后走法律程序。”
新京报：这结果似乎不错，你当时怎么想？
汤计：我一听挺好啊。我隔了一年多没再介入这案子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不能干扰调查呀。
我当时想，政法委结论一出，公检法一开会，走法律程序，这案子不就翻了吗？有时候，书生还是比较简单，想得还是单纯。
“加急”的“偿命申请书”
赵志红在看守所写了偿命申请书，想邮寄给检察院，看守所有个警察担心这个申请书到不了高层或丢失，一定要亲手交给汤计
新京报：你低估了案件的复杂性？
汤计：是的，在复查中，公安机关认为当年的呼格案弄错了，公诉机关也认为当年起诉呼格案凶手的证据不足，但法院认为没有新的物证，仅凭赵志红的口供不能启动再审程序。
新京报：你什么时候意识到问题不简单的？
汤计：2006年11月28日，赵志红案不公开审理。10条命案只起诉9条，但呼格案没有起诉。我当时很震惊，心想，咋会这样？
这个案子是秘密开庭的，但很多干警给我通气，警察信仰的就是法律，对就对、错就错。于是，我赶紧写了第二份内参，题目为《呼市“系列杀人案”尚有一起命案未起诉让人质疑》。
新京报：你掌握了新的证据？
汤计：无巧不成书。2006年12月5日，赵志红在看守所写了偿命申请书，想邮寄给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，看守所有个警察担心这个申请书到不了高层，又或者丢失，一定要亲手交给我。
到我办公室后，那位警察给我看了工作证，说了这个事，把（偿命申请书）复印件交给我。然后，他就像完成一项使命一样，掉头就走。我当时特别感动，这个警察的责任心，他的法治精神和正义，令我非常震撼。
新京报：那你接着怎么做的？
汤计：我没敢耽误。当年12月20日，（偿命申请书）一字不改，写了一篇情况反映《“杀人狂魔”赵志红从狱中递出“偿命”申请》发到北京。我们以前没这么发东西的，值班副总、分管业务的副社长、社长，一字不动发到北京总社，走的“加急”通道，总社又经过多关审核，但没一个领导说“毙了”。
情况反映得到了中央领导、最高检领导的批示，呼市中院对赵志红的一审被暂时“休庭”，总算“枪下留人”。
新京报：当时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是什么态度？这份申请书原本是递给他们的。
汤计：当时内蒙古区检的检察长是邢宝玉（已退休），我非常佩服他的为人。他直接给我打电话，申请书应该是给我的，怎么到你那儿了？他以为到我这儿的是原件。我就笑了，你没看到吧，那说明你们那儿有“肠梗阻”。结果，一个小时后邢宝玉再次打来电话说对不起，原件是在我们这儿。
司法系统换届延误案件进展
“我从有关人士处了解到，每当自治区政法委研究呼格案时，内蒙古高院派出的参会领导都是那位呼格案的二审审判长。”
新京报：既然各方都有积极因素推动，为何再审程序迟迟没公开启动？
汤计：那时中院、高院不认可公安、检察院的新线索，让公安拿物证。都十年了，根据案发时的保存条件，关键物证没了，精斑啥的都丢了。
但呼和浩特市中院有关人士说，仅有赵志红的口供，没有犯罪物证，不能认定“4·09”案件的真凶就是赵志红，那也就不存在呼格吉勒图案的错判问题。
新京报：你当时心里着急吗？
汤计：心里真着急，这不是故意设障吗？事实上，在呼格吉勒图案上，赵志红是不是真凶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当时办案的事实是否准确？证据是否扎实充足？如果不是，那就应该疑罪从无嘛。
2007年初，我把呼格案的相关材料梳理一遍，第3次写了内参，共两篇文章。一篇是《死刑犯呼格吉勒图被错杀？——呼市1996年“4·09”流氓杀人案透析（上）》，另一篇是《死者对生者的拷问：谁是真凶？——呼市1996年“4·09”流氓杀人案透析（下）》。
我把公检法三方的意见都摆出来，领导也不傻，几方一比对，能明白问题出在哪儿。
其间，我从有关人士处了解到，每当自治区政法委研究呼格案时，内蒙古高院派出的参会领导都是那位呼格案的二审审判长。
新京报：法院不响应，还有其他办法吗？
汤计：当时，我跟检察长邢宝玉交流，呼格案这么长时间，检察院咋不抗诉呢？你这有权啊。他说，现在不能抗诉，法院目前这个状况，抗诉了，它肯定就维持原判，一维持原判，这个案子在法律程序上就真死了。明明是疑罪从无，你却将它弄成死结。此案应该由最高检抗诉，异地审理。
我一下豁然开朗。我当时寻思，能不能跨省区异地审理，于是2007年11月28日，我写了第4篇内参，题目是《内蒙古法律界人士建议跨省区异地审理呼格吉勒图案件》。这篇文章目的非常明确，专门针对法院。
新京报：但后来还是没有实质性进展？
汤计：一转眼到了2008年，最大的问题是，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”，政法委、公检法几乎都换人了，新来的领导谁会积极协调这事？那段时间人最低潮，心里最难受。
案件启动再审汤计大哭一场
“那天我一下失控了，我和他们老两口全哭了，他俩抱着我。那天离开他家时，老李两次上来拥抱我，他嘴拙，也不会说啥”
新京报：既然这么困难，为什么还是要坚持？
汤计：我一看见那俩老人（呼格吉勒图父母），心里就特别难受。内蒙古每年人代会都是1月5日左右开，那是内蒙古最冷的时候，零下一二十摄氏度，老两口就站在那儿，就那么站着，也不闹。我作为一个参会记者，每次看到他们又不能打招呼，也不能说点什么别的安慰，还要假装没看见，你说心里是啥滋味？（流泪）
新京报：这确实是件很让人难受的事情。
汤计：我觉得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，明明有问题，而不去解决，逼着人家遭那罪。这种情况如果不纠正，说不定哪天就落在自己头上，所以我看着心酸（流泪）。
我说过，一个好记者一定得是好人（流泪），你不是好人，就不会有同情心，不会有慈悲心。有了同情心，你才会有明辨是非的思想、能力，才有做事的动力。
新京报：作为一个老记者，你每年接触那么多人，为什么对这个案子这么动情？
汤计：我接触过好多上访对象，有的是不给退休金，有的是房子被强拆了，有的是被骗了，但这些终归都是物质的东西，多与少，它不是生命。
老来丧子是最大悲哀，失掉孩子的痛在父母心中永远抹不平，这种痛我能体会。各种证据显示，呼格吉勒图可能是冤死的，我要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，一定要把这孩子的名声给他挣回来。
你可以想象，当初被枪毙时，这孩子被五花大绑，要作为凶手杀掉，但案子如果不是他干的，他该多么无助啊；他的父母，眼睁睁看着孩子被枪毙，又是多么无助。
新京报：所以你觉得应该要坚持？
汤计：我就想一定要还他一个公道，让父母不再为有一个“流氓杀人犯”的儿子耻辱。他妈说过，我宁可被车撞死，好挖心的话（流泪）。一想到这些，我就有动力去做。
2011年1月，胡毅峰被任命为内蒙古高院院长，我觉得时机到了。他之前在政法委就一直关心这案子。当时我就想，换一个角度吧，让社内做了一个电视片在优酷上播出，反响很大，接着其他媒体又跟进。
社会反响热烈，2011年5月5日，我又写了一篇内参，《呼格吉勒图冤死案复核6年陷入僵局，网民企盼让真凶早日伏法》。这个内参引起最高院领导重视，批示下来，内蒙古高院组建了一个复查小组。
新京报：那时这个复查小组的结论是什么？
汤计：2013年初，内蒙古高院内部启动复查呼格案，结论认定呼格案原审判决证据不足，并上报自治区党委。经自治区党委同意，上报了最高院。胡毅峰很积极，法院内部先前的消极因素被禁止介入，案子因而推动很快。
新京报：所以今年11月20日，内蒙古高院送达再审通知书时，你很高兴？
汤计：我原本以为会哈哈笑，但当这事真正来临，那天我一下失控了，我和他们老两口全哭了，他俩抱着我，我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大喜大悲。那天离开他家时，老李两次上来拥抱我，他嘴拙，也不会说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