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展开的首次国事访问，正使世界进一步将目光聚焦于中美关系。然而，人们会发现，中美关系越来越难以看得清楚，它正显露一种越来越复杂的“景观”，任谁也没有能力、没有资格给中美关系套上一个简单的标签，过去沿用多年的分析框架实际上正在失效，因为它带给人们的大多是“陈词滥调”。

简言之，中美关系正处于冷战结束之后新一轮重大转型的初期，而它又恰与世界地缘政治和经济的转型相互叠加，敏感而又扑朔迷离，正在引发有关“中美关系终究将向何处去”的激烈争论。正如《大国的兴衰》作者、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·肯尼迪所言，人们往往置身于历史的分水岭时代，却无法自知。

无疑，这三年多来，中美关系经历了不少波折，既关乎人民币汇率、贸易政策等老问题，也涉及南海争端、网络安全等新麻烦，还包括围绕“亚洲基础设施银行”、“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”（TPP）等国际机制问题而产生的龃龉。但是，总体上中美关系没有“擦枪走火”，没有出现“大乱子”，这值得庆幸，人们也应为两国政府“点赞”。

究其原因，主要在于三个方面。

一是中美双方建立了高质量的信息沟通渠道，尤其是在最高领导人之间。“安纳伯格庄园会晤”、“瀛台夜话”等成为颇具创新性的元首交流方式，两国最高领导人通过双边访问、国际多边场合、电话外交等多种形式保持对话，算上习主席的此次访问，两国元首面对面相处的时间将超过他们的前者。

二是中美双方在扩展合作方面敢于啃“硬骨头”，气候变化、两军关系等领域正从“冲突聚集点”逐渐变为“合作增长点”，从过去双边关系的“短板”逐渐成长为新的“支柱”。

三是中美两国政府管控分歧、防范危机的意识都在增强，吵架总比打仗好，在南海争端、网络安全等问题上基本仍能把握住“止损点”，也都清楚双方承受不起陷入“恶斗”的代价。

如果从过去30多年的长视野看中美关系，它所取得的进展更是惊人的，超出所有人的预计。它的发展也伴随着中国从“孤立”状态融入国际社会，从贫弱走向富强的历史进程。

1978年12月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将全党工作重点从“阶级斗争和不断革命”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，这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起点。而恰在那时，邓小平也在忙于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，并亲自规划自己的首次美国之行。他于1979年1月抵达美国，特意去休斯敦参观美国航空航天总署和最先进的石油设备企业，在西雅图考察波音公司，在亚特兰大参观了福特公司最先进的汽车制造厂。他在休斯敦欣赏马术表演时，很自然地戴上一顶德州牛仔帽，这一幕在美国引起巨大旋风，用一个简单的动作“结束了美中两国30年的怨恨”。

据媒体报道，习主席此次美国之行将从西雅图开启，在那里会见工商界代表，或将出席阿里巴巴、谷歌、Facebook等互联网巨头云集的“中美互联网论坛”。外界也在猜想，习主席会不会也有一个类似“牛仔帽”一幕的瞬间，将自信、开放、合作、包容的中国形象传递给美国普通民众。历史的勾连常常是充满意趣的，不论人们喜欢与否，一个稳定而积极的中美关系，对于奋力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梦想的中国来说，仍是至关重要的。

如今，无论是中国经济“新常态”和“一带一路”合作倡议，还是“四个全面”的发展战略布局，实际上都在昭示中国正迈入一个不同以往的改革开放新时期，同时也在开启一个“再国际化”的新阶段。如果说过去30多年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大逻辑是“追随”和“借势”，“再国际化”则更加强调“重塑”和“谋势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美关系的力量对比、基础支柱、战略环境和内在性质实际上都在发生重要而微妙的变化，但是对于这些变化到底应如何描绘，到底会引发哪些影响，如何“管理”这些变化，仍然缺乏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。正因此，外界对习主席会在美国讲什么，如何表达中国对自己、对美国、对世界的看法，充满着期待。

从美国一方看，与中国的关系也已成为未来几十年美国外交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，没有之一。正如全球知名的美国学者、欧亚集团总裁伊恩·布雷默所言，世界已经进入“中国的十年”，“美国需要中国才能取得成功。我们需要中国的消费者购买我们的产品，需要中国政府购买我们的债券。我们需要中国帮助提振全球经济。”

然而，对于到底如何应对中国，美国人是倍感忧虑和纠结的，毕竟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工业大国的崛起是史无前例的。2012年，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贸易大国。2013年，中国工业产值超过美国，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制造大国。中国在经济总规模上超过美国，也可能就在几年之内。1957年，苏联成功发射人类首枚人造卫星，极大地刺激了当时与苏联还处于冷战之中的美国人，“卫星时刻”（Sputnik Moment）这个词在那之后也被专门用来形容对国家间竞争的焦虑感和危机感。如今，“卫星时刻”更多地开始和中国联系起来，奥巴马在渲染中国教育、科研、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巨大投入和成就后，向美国民众宣称，“我们这一代人的‘卫星时刻’又回来了。”当然，让美国焦虑的不只是中国的成就，也包括中国面临的各种巨大挑战以及未来发展的所谓“不确定性”。

2008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将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推入经济衰退之中，也迫使中国采取大规模刺激政策来稳定经济，并不可避免地承受着由此而来的负作用和后遗症。如今，美国人则担心中国股市会不会“崩盘”引发一场冲击美国的巨大海啸。这个例子形象地说明了两国的相互依存，以及由此导致的“共同脆弱性”。在冷战期间，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和平依赖于核武器带来的“确保相互摧毁”，而如今中美之间可能将要见证一种“确保相互脆弱”的长期性关系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北京和华盛顿都必须认识到，两国实际上都在承受国际体系转型的巨大压力，这种转型绝不仅仅是“中国崛起、美国衰落”的简单故事，全球“不稳定”因素正在多个地区、多个领域急剧涌现，如果放任自流，终将威胁两国的共同利益。与此同时，中美双方都在经历重要而艰难的“自我变革”，这从根本上增大了中美关系的敏感性，美国需要重审自身的“霸权”地位，而中国则需深思如何明智地使用新近获取的力量。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，它们既拥有巨大力量，同时也是十分脆弱的，并且有很多“共同脆弱性”。为了成功应对上述转型风险，中美双方都有必要保持“战略克制”，要看到各自面临的现实挑战和力量限制，在共同维护中美关系“稳定”和全球“稳定”上力争有更大作为。

（作者是察哈尔学会研究员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