抗战期间，日军为更好地统治占领区，先后建立了伪满洲国、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、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（后改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）、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（后并入汪伪政权）、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等伪政权。由此产生了一批实际为日军服务的伪政府官员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“汉奸”。
日本战败后，长期在沦陷区有活动的军统，最先成立“肃奸委员会”，以宪兵、警察、国军等名义，动手抓捕汉奸。1945年9月，军统开始行动，在南京逮捕汪伪政权梅思平（伪实业部长）、李圣五（伪教育部长）等47人，在上海逮捕温宗尧（伪立法院长）、张国元（伪司法院长）等35人。①军统还利用汪伪特工万里浪，让他出面逮捕了包括伪广东省长陈春圃在内的数十名昔日同僚。
军统在逮捕陈璧君、褚民谊时费了一点事，伪造了一封蒋介石召见的电报，才将他们从广州骗出。华北肃奸也相类似。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以戴笠名义，遍请伪华北政务委员会高官。当宾客酒足饭饱之际，北平督察长齐庆斌带着一名宪兵闯入，按名单点名，王荫泰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）、殷汝耕（原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）、齐夑元（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）等8人当场被捕。没有出席的王克敏、王揖唐也很快归案。②在战后三个月时间里，军统在全国逮捕有汉奸嫌疑者4692人。
除军统逮捕的这些伪政府中高层官员外，周佛海、罗君强（伪宣传部长）、丁默邨（伪浙江省长）等因在战时与国民政府有秘密联系，在搜捕汉奸行动前，即被押往重庆。继汪精卫后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的陈公博潜逃日本，被引渡回国。同时，还有一大批有汉奸行为的人被民众检举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，国民政府对于伪满、伪蒙的通敌者，“因情况特殊，一律不咎既往。”③
全国共有14932名汉奸被判刑，其中死刑369人，无期徒刑979人
随着逮捕工作的结束，国民政府开始着手惩办汉奸。1945年11月，国民政府颁布《处理汉奸案件条例》，规定“曾任伪组织简任职以上公务员，或荐任职之机关首长者”“曾任伪组织所属专科以上学校之校长或重要职务者”“曾在伪组织管辖范围内，任报馆、通讯社、杂志社、书局、出版社社长、编辑、主笔或经理，为敌伪宣传者”④等10种人为汉奸。
次年3月修正的《惩治汉奸条例》中，又规定了14种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“通谋敌国”行为，如“图谋反抗本国者”“供给贩卖或为购办运输用品或制造军械弹药之原料者”“煽动军事人员、公务员或人民叛逃通敌者”等⑤。
1946年4月，对汉奸审判工作拉开序幕。在法庭上，汉奸们百般诡辩，或如梅思平痛诉投敌的“苦心”，“我等组织政府非与重庆争政权，乃为重庆做掩护，减弱日军之战意而缓和其攻势”；或如罗君强力言自己的“贡献”，称自己被迫配合日军“清乡”时，“亦不使当地百姓受痛苦，且乘机逼走驻在清乡区内纪律败坏之伪军”。⑥
法庭对梅思平的辩解全然不予采信，以“通谋敌国、图谋反抗本国”罪被判处死刑。至于罗君强虽被控“破坏中央抗战国策，征集物资供给敌伪，公卖鸦片，奴化青年，禁止国币，清剿国军”等罪名，但陆军总司令部、李品仙、戴笠等为其开具有战时帮助国府的证明，故法庭网开一面，判以无期徒刑。⑦
至1947年10月，全国法院审理汉奸情况为：检察方面办结63563案，起诉30185人；审判方面办结25155案，有14932人判刑，其中死刑369人，无期徒刑979人，有期徒刑13570人，罚款14人。⑧大致而言，伪省长处死刑，伪部长处无期徒刑，伪次长处7—15年有期徒刑，伪局长处3—5年有期徒刑。其他普通汉奸，刑期在2年6个月左右。⑨
事实上，这些汉奸大都被提前释放。1949年春，代总统李宗仁下令：凡处有期徒刑以下者一律释放；无期徒刑者一律押往上海继续羁押。被判刑15年的伪内务次长袁愈佺回忆，“解放军渡江以前，国民党政府准备逃走。被关押的汉奸和其他犯人中，凡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全部集中到上海，其余仍在南京。当时曾风传被判有期徒刑的人要被释放，但始终没有执行。”汉奸家属们遂到司法部请愿，最终“司法部长下令释放全部在狱中的犯人”。袁愈佺“同周作人、李圣五、陈君慧等人走出了老虎桥监狱”。⑩
1946年6月，汉奸梁鸿志被判处死刑。图为梁鸿志被押出法庭时，他的女儿在其后大哭。 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