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，没有“违法干预”和“合法干预”之分，任何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对司法活动的干预都是不合法的。为了“一刀切”禁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，亟须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、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、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。
 
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日前开庭重审9年前的一起经济纠纷案件。当年承办该案的安徽淮北市相山区检察院检察官孟宪君，去年曾向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自己办了错案，试图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，推动案件重审。据央视报道，孟宪君一开始就认定涉事人无罪，法院一审判被告无罪，但淮北市委某领导要求“无罪也要起诉”，于是检察院被迫抗诉，法院二审改判被告有期徒刑三年、缓刑五年。
承办检察官已认定涉事人无罪，检察院检委会一致认同检察官的意见，然而在市委某领导施压之下，检察院明知被告无罪也只能起诉、抗诉，法院明知被告无罪也只能判有罪，被告被判后开始了漫长的上访之路，承办检察官一直痛感憋屈，多年后以自我举报的方式力推案件重审……目前，案件重审尽管未有最终结果，但综合多方面信息已基本可以肯定，这是一起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导致的错案，案件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影响，其教训是十分深刻的。
我国宪法规定，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，不受行政机关、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；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，不受行政机关、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。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，是宪法赋予司法机关的权力和职责，是一项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原则。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，“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、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、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；对干预司法机关办案的，给予党纪政纪处分；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”9年前发生在安徽淮北市的这起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典型案件，置于当前现实语境，仍具有特别的警示价值。
据报道，当年淮北市委某领导强令“无罪也要起诉”，并非由于个人方面的原因，而是由于被告参与的集资房项目发生了纠纷，引发部分职工“闹事”，为平息职工情绪，必须大张旗鼓对被告“依法”惩处，以显示政府解决问题的力度和诚意。如此看来，某领导或许可以大方承认自己干预了司法，但又可以理直气壮地辩称，自己干预司法是出于维稳的需要，完全是出于公心，因此没有什么不妥和过错。以“出于公心”为干预司法进行辩护，是一种很常见的说辞，在一些领导干部看来，只要是为了工作的需要，具有正当的理由，只要没有以权谋私和从事腐败交易，我干预司法就无可厚非，不应当受到追究和处理。
四中全会《决定》尽管沿用了“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”的提法，但在规定问责措施时明确提出，“对干预司法机关办案的，给予党纪政纪处分；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”。这里澄清了一个重要的概念——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，原本就没有“违法干预”和“合法干预”之分，任何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对司法活动的干预都是不合法的。正是为了“一刀切”禁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，《决定》要求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、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、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，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进行“全程监控”，给予严厉的追究惩处。
无论有什么原因和理由，无论采用什么形式和手段，领导干部只要干预了司法活动，都是不正当、不合法的，都要依法依规予以问责处理。9年前安徽淮北市“无罪也要起诉”错案背后那双干预之手，现在该是拿到前台来展露真容的时候了。